2025年6月5日，有个也得运行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中心小学紫龙教学点，正常六年级学生陶涛（右）在课间和老师打乒乓球。尴尬这是小校学生一所当时只有一名学生、两名老师的有个也得运行乡村“细微学”，陶涛毕业后停办。正常视觉中国图

4个学生，尴尬5个老师。小校学生2025年9月开学后，有个也得运行中部省份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徐雯（化名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这是建校以来最少的一年”。

徐雯今年32岁，在她任教的这些年里，学生人数从几百降到个位数，年年减少。在周边乡镇，这样的“微型学校”不止一所。

与学生人数形成对比的，是新建的校舍和齐全的设备。教学楼刷着白墙，走廊铺着瓷砖，操场是塑胶跑道，每个教室都有电子黑板、投影仪和电脑插口。等到一切都焕然一新时，学生却越来越少了。

在不少乡村，这样的场景正在变得普遍。长期调研基层教育的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以他挂职的县城为例，2025年，全县30人以下的村小有80所，50人以下的有129所。

教育硬件的刷新速度，赶不上学生们走开的速度。留下的，多是由老人照料的留守儿童和老师。他们在全新的教学楼里，静静见证着一所所村小的“消失”。

课表“私人定制”

徐雯既是校长，也是语文和英语老师。

早晨，她先给唯一的六年级学生上早读，盯着孩子开口读书，再翻看前一天留的作业，逐题批改；接着，她继续上六年级的语文新课；上午最后一节课是英语，四十分钟的课程，她讲三十分钟，最后十分钟让学生练习。课间，她和同事急忙进厨房，洗菜切菜，准备午饭。中午，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饭后，她还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，顺带和学生们闲聊。

下午的课换成一年级。唯一的小男生正学写字，徐雯全程守在身边，一笔一画地纠正。最后一节课，要么把学生聚在一起看书，或干脆上一节体育课。在这所村小，体育课的安排较为随意，通常就是带孩子跑跑步，或者教他们使用一些简易的器材，至于什么时候上体育课，更多取决于当天的天气和孩子们的状态。

四个孩子来自村内三个家庭，他们被散开在三个年级，其中一年级和六年级是“一对一”的课堂。课程表成了“私人定制”，语文、数学、体育，全都围绕着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短板调整。六年级的女孩作文薄弱，徐雯就要求她每周完成两篇作文；一年级的男孩注意力涣散，徐雯坐下在他旁边盯着他写字。

徐雯描述，给一个学生上课更像一场“圆桌会谈”。老师与学生并肩而坐，中间摊开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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